（一）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部伟大著作“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矗立起一座马克思主义精神丰碑，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刘少奇等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刘少奇在北京、保定、长沙求学时开始接触并阅读了很多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和文章。1920年冬，他为了赴苏俄留学，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革命理论。当时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革命人士推荐选送。刘少奇在这里第一次读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熏陶。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萧劲光回忆说：“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1921年下半年，刘少奇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和俄文等课程，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刘少奇知道消息后，向人打听、请教怎样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还多次翻阅《共产党宣言》，从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是否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献身于党的事业。
刘少奇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他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1922年初，他在“团员调查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一栏中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
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刘少奇经常阅读、学习《共产党宣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真理的力量，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事业。
（二）
1939年7月刘少奇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干部必读的22个文件之一，是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教科书，对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加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刘少奇开始思考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问题，于1939年7月在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阐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强修养和怎样加强修养等问题。
刘少奇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不是“闭门思过”“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
刘少奇强调，成为“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必须“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
刘少奇提出了加强修养的方法：一要加强理论学习，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理想信念；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提高思想修养和改造客观世界密切联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三要严格党内生活，“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和行为作斗争；四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注意生活“小节”，用严格的立场和原则来约束自己。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后一再再版，历时几十年经久不衰，先后印刷数十次，总印数以千万计，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位当年在延安学习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老同志回忆说：“一想起少奇同志，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熟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我们这一代，谁没有受过它的熏陶和教育啊！”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修养的要求，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地实践了”。刘少奇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修养，具有崇高的道德风范，无愧于“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的评价。
（三）
1948年7月，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马列学院，刘少奇任院长。1953年3月后，刘少奇作为分管中央领导兼管马列学院的工作，为提高党员干部理论修养倾注了大量心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伟大斗争，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早在1941年，刘少奇就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1953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了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刘少奇为制定、执行这个教学方针，提出了许多办学、治学理念。
刘少奇提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他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人骄傲自满，认为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糊涂认识，强调：“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刘少奇提出，要多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书。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马列学院安排学员主要阅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等。在学习中，刘少奇要求“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
刘少奇强调，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他提出，“初级、中级的党校，也要一步一步地正规点，办下去，将来党内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马列学院”为提高全党理论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党内通信中，建议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领导干部认真阅读斯大林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刘少奇根据这个建议，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若干章节。同时，他还认真阅读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书。
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休养期间，同夫人王光美和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以及身边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这次学习以阅读为主，召开了多次学习讨论会，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客观地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利弊得失，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认识，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对经济建设的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刘少奇提出，“整个看来，教科书还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国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该警惕。”“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发展的，不断丰富其内容。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搞社会主义比苏联晚几十年，如果中国搞得不错，总应比第一个好些。再过若干年，我们的经验又变成老经验了，别人会比我们进步，我们准备人家超过我们。”
刘少奇提出，“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一个低级阶段来看，不要把它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写这本政治经济学有困难，马克思写《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成熟的阶段写的，现在社会主义尚未成熟。我们接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路接下来写，写资本主义变社会主义。”
刘少奇强调，“学习教科书后，对我们的计划工作、经济核算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央和计委的同志，做了几年计划，碰到了一些问题，学到了一些经验。省、市、县的同志还没经验，中央犯过的错误，地方还可能犯。不但中央要学，地方也要学。”
刘少奇的发言，尽管受到历史条件和时代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理论的见解，对经济建设中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极有价值的，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冷静思考和总结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起了推动作用。
（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刘少奇把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并在实践中进行实验和推广，取得了许多经验，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7年春，刘少奇到地方调研人民内部矛盾时感到：随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要求上学和继续升学，这是正当的要求；同时由于国家的财力和设施所限，一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改革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入手。1958年5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这个建议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刘少奇感到，对现行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重新提出的必要，并把这件事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措施。他指出：“现在看只有一种制度不行，必须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他提出，不但要实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与此并行的还要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我国厂矿现在实行的是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固定工的劳动用工制度。结果是多花钱少办事。可以考虑在一些行业实行合同工、临时工、季节工，充分利用我国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这样，对国家、对企业、对农民都有好处。
在刘少奇的大力倡导下，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对劳动用工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一大批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陆续建立起来，许多企业普遍采用了合同工、临时工和季节工的做法。这些做法，对增加人民群众学习和就业的机会，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促进工人劳动积极性的发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同时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刘少奇关于学习、治学的论述和实践，为我们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提供了借鉴，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