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有一门课，授课教师是经济学家林毅夫、国际关系专家王缉思、政治学者张维为、故宫“看门人”单霁翔、新华社总编辑傅华、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授课地点在有2000个座位的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除了出于安保要求的空座，场场爆满，学生们抽中课程要拼“人品”。
这是一门思政课，还有一个听上去很严肃正统的名字——“形势与政策”。从2015年10月到2019年1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担任这门本科生课程的主持人，以“北京高校理论名师大讲堂”的形式，延请有理论造诣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参与政策制定调研、学习经历的知名专家，来讲授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拿着一个文件在那儿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谁都不爱听，我也不爱听。”
北大的这门不照本宣科的思政课实实在在地“火”了。
“形势与政策”课每所大学都开设，那它是如何成为北大“顶流”的？
教师未必比学生知道得更快更多，怎么讲“政策”
程美东说，这门课能“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展现在讲堂上，让学生们真实地了解新时代中国的“形势与政策”。2015年夏季，接到上课“任务”，他就确认了一个出发点：课程必须根据当下大学生的特点来设置。
当下大学生有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是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广泛而快捷。”程美东说，“和专业课不同，这门课更多讲授的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学生与教师获取信息的渠道几乎是一致的，双方可以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形势与政策”必须更新授课方式。第一个尝试，是邀请“外脑”授课。
“我们的课永远在路上。”程美东说，年轻人始终走在时代前沿，而且，“形式与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想让思政课深入学生的大脑、深入学生的实际，绝对不能简单灌输，一定要去讲解。”
之所以请那么多校外专家授课，是因为课程的中心是讲党和国家的政策，政策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没有哪一个教师能有这个本事，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楚。我们请的‘名师’，往往还参与了该领域的政策制定，比一般学者更在一线。”程美东说。
“以前总感觉书本上的理论和生活离得很远，为了考试死记硬背，兴趣不是很大。”北京大学2017级历史学系本科生张易和听完3场讲座之后，有了新的看法，“通过媒体、网络或者教科书了解时政，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很多专业名词也让人困惑，或者理解很肤浅。听完各位专家的讲座，对当下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给张易和印象最深的是林毅夫的讲座，对双轨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专业性名词进行解读，“这些以前离生活很远的名词，经过他的解读，变得很生活化，我真正明白了中国能够取得‘中国奇迹’的原因”。
“形势与政策”课的第二个尝试，是课程内容的资源共享。
“花这么大力气，聚合这么优秀的专家资源，如何才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于是，程美东把授课地点设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时间设在周末，听课者北大在校生占三分之二，还有来自北京市其他12所高校的600名学生和教师代表。“我们希望校外学生、教师听了课程之后，还能对他的同学、同事进行有效的二次甚至三次传播。”
此外，课程还将出版《北京大学理论名家大讲堂》系列丛书。目前第一辑已经出版，收录了傅华、单霁翔、林毅夫、张维为等8位名师大家的授课录音整理稿。
“唐山大地震中的故事比《泰坦尼克号》不逊色，我们的文化载体展示不足”
这些在自身领域的顶尖人物，在更高规格的场合作过无数的演讲，但来到大学讲堂，他们是以前辈的身份，与学生做真诚的交流，以亲身经历来为学生答疑解惑。
在“形势与政策”的课堂上，第一，教师态度一定是真诚的。当了几年课程主持人，程美东发现，这些声名赫赫的人来授课，从来不是照本宣科，有的尽管准备了讲稿，也只是列了提纲，有的干脆一张纸都没带，“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刻在脑子里的”。
第二，一定是要回答学生困惑的。比如，意识形态为什么这么重要？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现任新华社总编辑傅华就在课上讲到，西方研究意识形态的人非常多，发表过很多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一会儿说意识形态消失了，一会儿又说没有消失，转移了。哈贝马斯写过一本书《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斗争已经不感兴趣了，老百姓热衷消费，琳琅满目的商品已经吸引了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傅华说，西方国家看似不讲意识形态，实际上处处有意识形态；他们讲意识形态终结论，实际上是想终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比如特朗普曾口口声声要遏制‘共产党中国’，打贸易战，打科技战，出发点、着眼点都是对着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制度。对此，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要被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所迷惑了。”
程美东听完这堂课后，也深有感触：“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一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适当的载体呈现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缺积极向上的感人故事。唐山大地震中，一名共产党员组织1000人有序、有礼地从矿井中撤退，让客人、妇女、弱者、非党员干部先撤退，这样的故事一点儿也不比《泰坦尼克号》逊色。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载体对这样的故事展示得不足，这的确需要引起我们深思和重视！”
“提问越尖锐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
“形势与政策”每次课程少则两个小时，多则3个小时，中间不休息，绝大多数讲座中，学生几乎没有中途走动的，这让程美东相信，“课程是精彩的，不然学生可坐不住”。
每次讲座后都设有提问环节，近百人举手，限于时间，只能有四五个提问机会，这一度让程美东犯难，“我甚至专门给楼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留提问机会，就是希望能有更多学生参与”。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直博生张蓝天回忆，“有的同学甚至提前就在纸上写了很多想问的问题，一口气连提3个”。她记得单霁翔的讲座，台上金句频出，台下同学们笑声不断、掌声雷动。
“单霁翔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守护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对故宫游客的人文关怀，深深地触动了青年学生。他的文化自信、家国情怀，影响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未来职业的选择。”张蓝天说。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回忆，他讲座的主题是通过国际比较——特别是和西方的比较，把中国崛起和道路自信讲清楚。在正式讲课前，他特地跟学生们提了个“要求”——一定要互动，“提问越尖锐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
张维为认为，研究中国道路、中国崛起、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等，如果经不起别人质疑，这个研究是没有水平的，“我们的研究要经得起最挑剔的质疑，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当时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比较大，所以他们的问题也是关于选举、法治、限制政府权力等。”他记得有一个学生提问：“中国现在这个体制，政府权力太大了，这会不会必然导致腐败？”张维为回答：“这个结论现在来看不成立。社会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时候，如果监管跟不上，腐败就会高发。美国、日本、我们的香港都是这样。最后，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弥补短板、建立法制、建立相对独立运作的反腐机制来解决的。”
张维为进一步解释，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以解决腐败问题，这没有经验层面的证明。以“亚洲四小龙”为例：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初步实现现代化后，采用了美国的政治制度；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大致还是原来的制度。最后一比较，谁把腐败问题治理得更好？当然是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另外，美国的大量腐败被合法化了。看一下希拉里的邮件，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在美国都是合法的。当然，这种腐败合法化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
时隔5年，张维为说：“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比当时自信多了，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已经走下了神坛。今天的学生大概更要质疑美国选举怎么选出那么低能的领导人？美国法治似乎总是更加有利于富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如此之溃败，是不是与它三权分立的体制有关？”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成英协助程美东主持这门课程，她说，每次课程都会给学生留一个开放性的作业，没有标准答案，还可能有同时多个题目供选，关键是让学生把授课内容和自身经历结合起来谈看法。“我们会进行论文查重，迄今没有发现抄袭的，学生都很认真地完成了作业，这也说明他们真的听进去了。”
“不同专家的讲座有不同的特点，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学习方法、思想情感上的启发。”张易和说，以前对政治课的理解停留在学教材、背教材上，但现在学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也开始尝试着把政策理论与当下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帮助自己更加深入地理解国家政策方针和社会现象。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9级本科生冯彦清看来，这门课程讲的不仅仅是政治这一门学科，从中学到的学习方法，还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对自己的思考方式、思维认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上完课，冯彦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补充更多的史料和理论知识，他扎扎实实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全文。
“之前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学习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我开始应用到日常生活，尝试去找人访谈、去思考社会现象，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经历。”冯彦清说。
“思政课事实上是全员的工作，人人育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
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要注重考核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掌握水平。
程美东坦言，要创新课堂教学并非易事，组织“北京高校理论名师大讲堂”就很不容易：其一，请合适的专家不容易；其二，大讲堂时间、学生时间、专家时间一致不容易；其三，现场秩序的维护、安全维护都是大问题。
每次报告会前，程美东都要组织会务助教、安保、计算机中心、大讲堂等相关人员开几次会议，查疑补漏。每次报告会的前一天晚上，全体工作人员都到现场进行演示，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复制“理论名师大讲堂”的模式，对其他高校来说恐怕更难。程美东表示，可借鉴推广的是“方法论”：一方面，因地制宜，比如同样讲文化，北京有故宫、甘肃有敦煌、四川有三星堆……都可以“近水楼台”邀请该领域的“大家”；另一方面，这门课的精髓是从学校教育走向社会教育，比如同样讲中非合作，北大请的是外交部参与该工作的教师，其他地方可以请相关与非洲有交流合作的教师，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基本思路，是把教室变成一个社会的课堂，由一个教师授课变成多身份、多人授课，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全育人”；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即“三全育人”的方法理念；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之后，教育部启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
程美东强调，思政课不能简单理解为是马院教师的工作，“思政课事实上是全员的工作，人人育人、时时育人、处处育人”。
“从内容上来讲，“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国情课，课程目标是要让学生对国家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认同，在充分认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行动，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一致。”程美东说，要实现这个课程目标，需要的是全员教育、全员参与。“学生对于中国国情有了充分了解基础上的认同，就会自然而然确立‘四个自信’，就会自觉地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门课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自然达到了。”
